【張應宣運輸毒品案】吸毒人員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如何定性?

▍文 聶昭偉

▍來源 《刑事審判參考》第102集

▍作者單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一、基本情況

被告人張應宣,男,1966年11月20日生。因涉嫌犯運輸毒品罪於2014年1月10日被逮捕。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張應宣犯運輸毒品罪,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張應宣對指控其攜帶毒品乘坐大客車從廣東省東莞市到浙江省杭州市的事實無異議,但辯稱查獲的毒品係為自吸而購入,其不構成運輸毒品罪,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且毒品未流入社會,請求從輕處罰。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3年12月3日,被告人張應宣在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攜帶藏有冰毒的「王老吉」潤喉糖外包裝盒,乘坐長途大客車從東莞市前往浙江省杭州市。次日10時許,該大客車駛入杭州市下沙高速服務區,張應宣見公安人員準備上車檢查,便將藏有冰毒的「王老吉」潤喉糖外包裝盒丟棄於座位上,下車後即被抓獲。公安人員從該大客車靠車門側第三排座位上查獲「王老吉」潤喉糖外包裝盒一個,內有黑色塑料袋一個,藏有兩包白色可疑晶體。經鑒定,該兩包白色可疑晶體分別凈重180. 33克、68. 86克,均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張應宣明知是毒品而隨身攜帶,乘坐長途客車將毒品從東莞市運輸至杭州市,其行為已構成運輸毒品罪,且運輸毒品數量大。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張應宣所提其行為應當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意見與查證的事實及相關法律規定不符,不予採納。鑒於涉案毒品全部被查獲等情節,酌情對其從輕處罰。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以運輸毒品罪,判處被告人張應宣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張應宣不服,以原判定性不當,應當改判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為由,提出上訴。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一致,認為原判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途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且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能否認定為運輸毒品罪?

三、裁判理由

運輸毒品必然要持有毒品,而就非法持有毒品而言,「持有」既可以是靜態的,也可是移動狀態的。當持有毒品屬於動態時,如何區分運輸毒品罪與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實踐中一直存在爭議。本案即是如此。被告人張應宣系吸毒人員,其所攜帶的毒品在運輸途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且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究竟是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還是運輸毒品罪?對其行為如何定性形成了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運輸毒品罪的構成不僅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毒品,而且還要求必須有證據證明其具有實施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目的,否則只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能否認定為運輸毒品罪,取決於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是否明顯超出其在合理時段內的正常吸食量,超出合理時段內正常吸食量的,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反之,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第三種意見認為,對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不應以合理吸食量而應以數量較大作為區分標準,吸食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但只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一律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我們同意第三種意見,對被告人張應宣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理由如下:

(一)從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來看,為了有效打擊毒品的流轉與擴散行為,在運輸毒品犯罪中不應人為地設置主觀目的要件

傳統觀點認為,我國刑法將運輸毒品罪作為與走私、販賣、製造毒品罪並列的選擇性罪名而設置於同一個條文中,在該罪的構成上沒有數量的限制,且在刑罰的設置上最高可至死刑,由此表明,運輸毒品罪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危害性與走私、販賣、製造毒品罪是相當的,其只有作為製造、走私、販賣毒品當中的一個環節,即為了製造、走私、販賣而運輸時,才能認定為運輸毒品罪。反之,如果無法查清毒品的來源和去向,又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走私、販賣、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即使數量大,也只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對此,2000年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已廢止,以下簡稱《南寧會議紀要》)規定,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其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查獲的毒品數量較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然而,從實踐情況來看,有相當一部分從事運輸毒品的行為人對整個毒品犯罪不甚知情,到案後能夠提供的抓獲上下家的線索非常有限,導致運送毒品行為人被抓獲後很難再抓獲其上下家。在上下家未到案的情況下,如果要求證明毒品的來源、去向,要求證明行為人係為了製造、走私、販賣或者為了獲取高額利益而運輸的,將造成大量運毒案件無法定案,與當前從嚴打擊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不符。

當前,我國毒品犯罪形勢十分嚴峻。眾所周知,製造毒品是毒品的生產環節,販賣則是毒品流向不特定消費者的終端環節,而在其中起承上啟下作用的是毒品運輸行為,正是運輸毒品的犯罪活動將毒品由生產領域向消費終端作出了實質性推進。為此,打擊毒品犯罪不僅需要打擊毒品源頭,也需要切斷由生產到消費之間的流轉環節。司法實踐中,運輸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一旦被查獲,往往會辯稱其系吸毒者,所運輸的毒品系用於吸食,由於毒品上、下家很難抓獲歸案,無法證實運輸者還有販賣毒品等其他目的,故只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可見,正是由於運輸毒品目的性要求的設置,導致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的被告人攜帶大量毒品被抓獲,也只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這在無形之中降低了毒品運輸的風險成本,加快了毒品的流轉與擴散。從當前毒品犯罪的嚴峻形勢以及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需要來看,應當避免在運輸毒品構成要件之外再設置主觀目的要件。

(二)對吸毒者在運輸數量較大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情形,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符合「運輸」的本義

運輸毒品目的性要件的設置,不僅容易導致放縱犯罪現象的發生,同時也與運輸毒品罪的構成要件不符。所謂運輸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採用攜帶、郵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運送毒品的行為。故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毒品,客觀上實施了攜帶毒品,利用交通工具運載、郵寄等行為的,就構成運輸毒品罪,犯罪動機和目的並不是構成運輸毒品罪主觀方面的必備條件。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在由故意形態構成的犯罪中,除賭博罪與製作、複製、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等少數幾種犯罪主觀上需要具備特定的營利或牟利目的外,其他犯罪不論出於何種動機、目的,均可以構成。儘管運輸毒品的行為人一般都具有貪利性目的,出於貪圖高額報酬而替他人運輸毒品,或者其本身就是為販賣毒品而進行運輸,但這種目的並不是運輸毒品罪成立的必要條件,即使是出於為親屬、朋友幫忙而無償進行運輸,只要明知所運輸的是毒品,就不影響運輸毒品罪的成立:

此外,將運輸數量較大毒品的行為一律認定為運輸毒品罪,也符合司法實踐中的常態。從生活經驗來看,運輸毒品過程中落網的犯罪分子往往都是為了賺取高額報酬而鋌而走險的人,或者其本身就是毒品販賣、走私、製造者。上述人員為了將毒品從生產環節推向終端消費市場,需要通過流通環節進行運輸。反之,作為終端消費者的毒品吸食人員在購得毒品之後,往往會將毒品置於家中或其他住處,故其對毒品的持有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靜止狀態或短距離運輸。儘管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吸毒人員長途運輸用於自己吸食的毒品的情況,但這畢竟是少數。考慮到毒品犯罪的隱蔽性強、取證難度大,根據毒品的運輸狀態直接認定為運輸毒品罪,更有利於打擊猖獗的毒品犯罪。

(三)將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符合最新司法文件的精神

在司法實踐中,吸毒者實施毒品犯罪的情況大量存在,若對吸毒者購買、存儲、運輸較大數量毒品的行為一律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處理,無疑會放縱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削弱懲治毒品犯罪的力度。在執行《南寧會議紀要》相關規定的過程中,就屢屢出現吸毒者運輸千克以上海洛因或冰毒的情形,由於無法證明其具有實施其他毒晶犯罪的目的與行為,只能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吸毒人員實施的毒品犯罪打擊力度不夠。有鑒於此,2008年印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大連會議紀要》)對《南寧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作出了修正,規定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等其他毒品犯罪行為,查獲的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以其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定罪處罰。

然而,由於《大連會議紀要》的上述規定仍然過於原則,實踐中對於何為「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一直存在意見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吸毒者在購買、存儲等靜態持有數量較大毒品的過程中被查獲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的,應當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另二種觀點則認為,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毒品數量較大但尚未超出其個人正常吸食量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毒品數量大且明顯超出其個人正常吸食量的,推定為具有實施其他毒品犯罪的目的,應當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我們認為,上述第一種觀點更為妥當。主要理由是:第一,刑法在設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標準時,實際考慮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數量較大視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過數量較大標準的應視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當場抓獲,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如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可以根據其客觀行為狀態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第二,我國吸毒人員數量龐大,僅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就達到近300萬人,而隱性未登記的吸毒人員更多。如此龐大的吸毒人群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誘因。為從源頭上遏制毒品犯罪,減少毒品的流通,應當加大對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在數量較大標準之上設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標準,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容易輕縱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第三,「合理時段內的正常吸食量」難以界定,容易造成實踐認定標準的不統一,而直接以毒品數量較大作為區分標準更便於操作。也正是考慮到上述問題,2015年5月18日印發的《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武漢會議紀要》)明確規定:「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毒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據此規定,只要吸毒者運輸毒品達到較大以上,就構成運輸毒品罪,而無須在數量較大之上再考慮是否超過合理吸食量問題。

本案中,被告人張應宣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當場抓獲,儘管其系吸毒人員,且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其具有實施走私、販賣、製造毒品等目的,亦無法證實其具有為他人運輸的目的,但由於被查獲的毒品處於運輸狀態之中,且數量達到較大以上,故法院直接認定其行為構成運輸毒品罪。本案的裁判雖然發生在《武漢會議紀要》印發之前,但裁判結果完全符合該紀要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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